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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解密：坚强：那些长征中受尽“缠足”痛苦折磨的女红军

题记：江西省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，陈列着一份72年前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女战士名单。长征出发时，有32名女红军随军出征，其中30名最终到达了延安。1934年10月，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突围，是准备转移到湘西去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。出发时带上少数女红军，是为了在新的根据地开展妇女工作的需要。这些女同志大部分都在中央机关和苏区政府部门工作。

在这些女红军中，一部分是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和领导干部的夫人，如邓颖超、康克清、蔡畅、贺子珍、刘英、金维映、刘群先、肖月华等；一部分是卫生部门的女红军，如邓六金、刘彩香、李桂英、陈慧清等；还有一部分是工作组的成员和政治战士，如李伯钊、王泉媛、危秀英等，她们的任务是调查土豪、宣传群众、寻找民夫，政治战士还要随担架行军，做好担架排和运输班工作。

女红军参加长征是要经过严格挑选的。第一要政治思想好，是共产党员；第二要有独立工作能力，会做群众工作；第三要身体好，能扛东西会走路，连体重差一点都不行。参加长征的女同志要经过体检，身体合格者才能随部队行动。中央领导的夫人和担任了中央直属机关领导职务的女同志，可以不用体检，但是否随军转移，由中央书记处和组织局决定。最初确定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共有34人，包括彭儒和贺怡，她们因为自己的丈夫陈正人、毛泽覃留在苏区坚持斗争，后来没有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。长征出发不久，又有2名女红军因病返回苏区，最后到达延安的女红军只有30人。

这些女红军在长征途中并没有特殊的待遇，却经历了很多常人无法想像的磨难。她们同样身负十多公斤重的行装，包括武器、干粮等，有的担负了照顾伤员的重任，有时还要抬担架。李伯钊在长征途中担负着宣传鼓动的任务，她背着红军剧社的剧本，每天往返于各部队之间，所走的路程是别人的两倍。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《32位与中央红军一同长征的女人：她们》一书讲述了长征途中红军女战士受到的常人无法想像的磨难的经历，尤其是性别带来的另类痛苦。

在长征途中，当大部队开始行进于闽赣边界的大庾岭山区时，道路越发崎岖，坎坷不平。为了不惊动敌人，部队仍然保持夜间行军，而且，多挑一些人们不经常走的小路。这样一来，这些本来就不习惯走夜路的女人们，走起路来难免摇摇晃晃、磕磕绊绊。

女人们的双脚在经过几百上千公里的长途跋涉以后，有的肿有的烂，正经受着一种身心俱疲的煎熬。在长征途中，红军的药品并不充裕，即使是伤病员都不舍得用药。好在队伍行进得并不快，她们有很多的时间，犒劳那双在裹脚布里就受尽了折磨，这次长途跋涉更是吃尽了苦头的脚。

每到宿营地，女人们总是先支起锅灶烧上一大锅水，热了以后打到洗脸盆里，再把酸痛的双脚泡进去，一边泡脚，一边聊天儿。温热的水将脚掌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打开，那种酸痛和劳累顿时随着滚滚的热气飘散开来，那个惬意，那个爽呀！没有经历过长途跋涉的人不懂得那种苦楚，同样，也体味不到这种苦尽甘来的舒畅。此时，该是这些女战士们最欢愉的时光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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